扇子本是寻常物，却因三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变得不寻常。运筹帷幄之士手执扇子指点江山，文人墨客在扇子上用笔墨寄情抒怀，宫中美女用扇子传情达意，道士用扇子驱邪灭妖，连普通百姓也常在家中挂扇子，把扇子视为镇宅之宝。一把小小的扇子，折射出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扇子从实用工具发展成为艺术品器，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工艺之扇的承接。工艺之扇兼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双重品格，其艺术性还没有完全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的形式存在。当扇子发展到艺术之扇的时候，已经不再具有实用的因素，扇的审美性便是其全部内容，扇也完全从一种实用符号转变成为一种审美符号了。

　　一、扇面书画艺术的独立与发展

　　扇面艺术主要是指金石书画，更远一些也涉及到诗词文学等，这些都是以扇面为载体和形式进行表现的，两者结成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书画入扇说起。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经文人和画家之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对这一历史总体看来，它具有从“书画之于扇面”发展到“扇面之于书画”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书画之于扇面”是以扇面为中心，书画为扇面服务，被动地适应扇面的形制法规。可以说此时扇子是主体，书画艺术是作为装饰艺术为其所用的。“扇面之于书画”则以书画为中心，扇面为书画服务，书画主动运用扇面的形式来发挥自我的艺术魅力。也不妨说此时书画是主体，扇面是作为展示舞台为其所用的。早期有关扇面艺术的可查史料中多是“书画之于扇面”的例子，最早的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是三国时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为蝇。《太平御览》中所引《俗说》记载：“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面不点睛，曰：‘点眼睛便欲语。’”《晋书》中记有王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书扇很多，宋虞龢《论书表》中称当时整理他们的墨宝中有“书扇二秩二卷”。《历代名画记》记王献之“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鸟驳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可谓当前可知的第一个书画合璧的扇面。另有记载南朝遽道愍、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虽然历代都有名人绘扇留迹的记录，但是根据出土的实物扇和壁画绘画中的扇，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以前，它们大都是纯工艺性、日用性的装饰扇，有的还很古板、单调，扇面缺乏艺术性。

　　进入宋代后扇面书画艺术出现了繁荣景象，也正式开启了“扇面之于书画”的历史格局。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艺术形样，为作品增添了自然、活泼、清新的气息，以至于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物中脱离出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仅纨扇面就有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团扇画以及稍后兴起的折扇画，与长轴大卷相比只是移大作小，视角变化。如同通过显微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精察，细心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与大幅山水的山高水远相比，小巧的扇面山水中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更能表现出天地自然的内心世界，传达出更加细微恰切的情感。扇面尤其是折扇扇面的形制十分特殊，使得其中的书画创作也非同寻常。折扇的扇面呈现半圆形，因此在它的构图章法和视觉平衡的处理上就显出一定的难度。加之扇面展开时又凸凹不平，难以下笔，要在这尺幅半圆之内，写出穿插错落、疏密有致的情趣，并非一件易事。如果扇面书画的构图章法处理得当，不仅能使行气构图别具风采，一些简率不经意的笔触在点画之间也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折扇上作画，构图章法上有其独到的处理方法。由于折扇扇面呈弧形射线之状，在古代扇面，很多是书而不画，因为文人皆能书但未必能画。到宋代文人画家兴起后，书画共扇的情况开始多起来，并且发展到诗、书、画、印同扇子融为一体，古人于方寸之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就了赏心悦目的扇面艺术，书画扇面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别体之作”。

　　中国的扇面书画艺术独立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数个朝代，其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扇面书画艺术在宋朝时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既没有继承前代团扇艺术的繁荣，也没有开启后代折扇艺术的发展。在两宋、明清两大艺术高峰之间，它处于一个寂然安然的低谷，整体呈现出类似“U”字形的发展轨迹。

　　二、两宋扇面书画艺术高峰

　　两宋时期，扇面书画风气大盛，形成了扇面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的扇面主要是纨扇扇面，产生了大量绘制在纨扇上的作品并流传保存至今。民国期间白文贵先生对扇子颇有研究，他考察当时故宫所藏古人珍品记道，“团扇小景中，独以宋代名贤为伙，且均为精到合作，……凡有款者，多为宋贤;其无款者，多为宋画院作品……可见书画纨扇，独盛于宋，尤以崇宁以后为最。”今天我们从《宋人画册》中也可以看到，在百幅小品中仅扇面就占了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宋朝统治者重视书画，不但建立了皇家画院，徽宗皇帝还躬亲丹青，带头创作扇面，他的《枇杷山鸟图》扇面流传至今，显示出极高的才艺水平。“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之作，北宋如徐熙《豆花蜻蜓图》，黄居寀《晚荷郭索图》，徐崇矩《红廖水禽图》，刘寀《群鱼戏藻图》等，南宋如马世荣《王云楼阁图》，夏珪《烟岫林居图》和《遥岑烟霭图》等，未署名不知名的画家更是数不胜数。宋诗人陆游对此感慨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三、元代扇面书画艺术低谷

　　进入元代以后团扇书画逐渐衰微，直到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在团扇上书画的风气才又重新时兴起来。元代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元时折扇，则有《烟云宝笈藏扇》可考。盛子昭画,《秋江渔艇》为棕竹十六方端。又观梅高士，为乌木十五股圆端。王若水画《桃花山鸟》为棕竹二十股方端。”代表当时绘画成就的赵孟頫、“元四家”，都少有书画扇面的记载及作品。前人也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宋以后，元代则团扇书法，其势已杀，此亦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之理。”在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元代团扇扇面仅有夏永《岳阳楼图》，赵元《树石图》等极少数不太知名的画作，而且明显是受到前代宋朝惯性势力影响的结果。虽然在中国画史上元朝是一个抒情写意的艺术高峰期，但其扇面书画艺术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

　　对于这种现象，发现者很多，但深入考究其内部缘由者却很少，下面我们就来对此做出一些分析。

　　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一个政权，1279年覆灭了汉族统治下的南宋政权后统一南北，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直到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是秦汉以来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致使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绘画创作，也是造成元朝扇面书画艺术低落的社会环境。

　　原因之一：元代社会的政治环境

　　首先社会朝代的更替给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变化。元是对宋战争的胜利者，批判、否定前宋的风习制度是元统治者允许认可的，否则宣扬、赞美就可能招惹麻烦。所以对于备受宋朝皇帝欣赏和推崇的团扇扇面书画，随着宋朝的结束而走向衰落，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坚持。

　　其次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没有培养出大批技艺精湛、专事画作的院画家。看前代宋朝画院我们就能发现，大量的扇面之作主要是出于院画家之手，或服务宫室或赏赐群臣。在团扇扇面上的绘画较为精致小巧，其构图造型设色都十分讲究，并非是社会上文人所能随意挥写的。况且，精巧的扇面多为女子使用之物，文人们并不倾心于此，所以元代文人画大兴，但团扇扇面画不兴。

　　第三，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骑马民族，传统里没有使用扇子的生活习惯，对于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所知甚少。相比宋朝，元朝统治者文化修养也不是很高，关注艺术的热情远不如对宗教的重视，却也使得元朝的宗教艺术比较繁荣。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传统的团扇受到冷落的同时，源于日本的折扇(时称倭扇)在元代也没有兴起的土壤。元朝建国后多次用兵征讨日本，但收效甚微。至1299年以后完全中断往来，海天阻隔不通商贸，倭扇亦难飘洋过海抵达大都。明代《张东海集》记：“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世讥笑之”，认为是“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上层宫廷官绅对折扇的态度使它受到整个社会的冷遇，折扇扇面艺术在元也就无从谈起了。

　　原因之二：元代社会的经济环境

　　相比于宋代，扇面书画在元代缺少生存的经济环境。宋代设立的皇家画院不仅是为画家提供了进行绘事创作研究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为画家提供了经济支持，政府为他们发放俸禄甚至授予官职，而且书画团扇也主要是服务于宫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宋亡元立，画院不复存在，画家转而寻求其它经济来源。一部分画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技艺为生，如钱塘人陈鉴如原本南宋院画家，入元后靠为人画肖像画而名声远扬。市场上较大的长轴横幅也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对于小幅的册页扇面似乎没有细细把玩的雅兴，这一类作品在元朝数量也就少了。另一部分画家并不以画为生，而是通过其它方式为作画提供经济条件。如赵孟頫、王蒙在元做官，黄公望、吴镇为人算命，倪云林做过生意等，善画而不求售，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部分画家仅仅是为了抒情写意，也不愿在圆形的小扇面上着力。而且元朝开始，在纸上绘画兴起，水墨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绢质的团扇不仅价高，也不适应水墨兴盛的元代绘画。

　　原因之三：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汉族士人“辱于夷狄之变”，反抗无力，升迁无望，处在苦闷、悲凉、委屈、闲逸的精神状态里，并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大退避，如元曲里说的，“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汉朝，篡了篡汉邦，倒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他们对扇子和扇面书画的热情远远不比前代，甚至怀有某种偏见，元曲大家曾瑞写[船涉调?哨遍]《秋扇》就对此有所反映：

　　“最难甘递互相抬贴，卖弄他风流云酝藉。只能驱一握掌中风，几曾将烦暑除绝。偏宜皓齿歌金缕，不为生灵奏玉牒……”

　　不仅认为扇子华而不实，卖弄风流，“几曾将烦暑除绝”，而且只是一种玩赏享乐之物，于世事生灵毫无益处。

　　“写天涯咫尺间，画云山千万叠。纵浮花装饰皆虚设，见胚胎破绽难藏，有点污唵替强打迭。无光摄，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

　　在这里更表现出对扇面书画不以为然，“皆虚设”而已，对扇面这种艺术形制也感到不舒服，“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已经带有嘲笑的味道了。

　　更严重的是，元人把扇子同作为统治者的官吏联系起来，“自谓奇绝，要和时辈争优劣。得架大人权，比蒲葵白羽特别。”制作考究和艺术美化了的扇子是权贵们使用的，被视为媚上欺下，“犹随酷吏临轩阁，不播仁风到窟穴。”这就大大破坏了扇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降低了扇子的艺术品格，因此，它也很难得到时人的垂青和赞美了。

　　元代绘画在画史上的高峰地位是由赵孟頫开创的，他的绘画和艺术思想对整个元代影响都十分重大。赵孟頫托古改制，强调注重绘画传统，力拚宋代院体风格，他明确地提出：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即亏，百病丛生，岂可观也。”

　　他所说“古意”是指北宋以前的画法，“今人”是指学习宋院体画法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画法在宋代扇面册页小品画中十分常见，元初仍持续这种画风。为了改变这种陈陈相因的状况，就必须从已经形成一股势力的环境中另辟蹊径进行变革。赵孟頫以复古为号召提倡“古意”，“刻意学唐人”，从而和近世流行的风气拉开距离。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元画跨过宋代直追盛唐五代乃至六朝。宋画特别是南宋院体风格在元受到压制，也使得兴盛于宋的扇面在元辉煌不再。　四、明清扇面书画艺术复兴

　　在整个明代也几乎看不到团扇书画,但是，折扇的异军突起带来了折扇书画艺术的繁荣，完全弥补了团扇扇面艺术在这段历史上发展的不足，也铸就了扇面书画艺术的另一个高峰!

　　明代时期折扇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广泛流行，“至明则折扇大兴，纨扇几无人问。”史料记载永乐年间朝鲜进贡折扇，受到明成祖的赏识，于是命内廷工匠仿制，来供用后宫和赏赐群臣，渐渐“自内传出，遂遍天下。”与此相应折扇上书画也在明朝兴起了。清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挥洒翰墨始于成化间。”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折扇扇面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汀树钓船图》，作者谢缙就生活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到了明朝中后期，扇面书画蔚然成风，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不创作出大量扇面书画精品并流传至今。如文征明的书画扇面，在清代就出有《文征明书画扇册》，关荣光题中说，“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 　　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清六家”、“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自明朝至清末这一时期折扇以其独特的造型——一条圆弧和经过这条弧两个端点的圆半径而定成为扇形，成为独具一格的书画艺术形式，吸引了无数丹青妙手，也使团扇扇面艺术一时受到了冷落。“观故宫所藏折扇，无论成扇或扇面帖，为数极多，明贤如沈唐文仇，其精品几不胜数，而纨扇绝少，驯致竟无一件，而清代亦然。”到晚清时候团扇有所复兴，也产生了一批团扇绘画作品。

　　近代以来，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叶浅予等，都有精巧扇画。任伯年擅长画扇，其数量之丰冠极一时。齐白石喜在泥金纸扇上作画，所画白茶花妍丽动人，蚂蚁蜜蜂也是精细无比。徐悲鸿以画奔马名世，而他的扇面花卉也是俊逸超群。张大千曾多次与其兄张子善在天津、北平、成都举行扇画展……可以说，以扇面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中国画，早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