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官员和学者都将工业领域产能过剩视为现阶段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从而将去产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去杠杆和去库存，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本文分析导致2016年全年和2017年前两个月经济改善的主要因素，以及分析1998年开始的若干年去产能行动的效果、2002年开始的约十年高增长的直接原因，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思路和举措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精神上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下面是yjbys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中国经济为何改善的知识，欢迎阅读。

　　经济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重要行业需求回暖而非产能收缩

　　2016年是中国“供给侧改革”开局之年，本年度尽管GDP增速低于上年，但大多数指标都显示实体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比上年有所改善，包括PPI转正，钢材、煤炭和有色、化工等重要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显著上升，制造业PMI连续位于50%之上，等等。2017年前两个月，经济改善态势更加明显。分析人员很容易将经济明显改善归之于“供给侧改革”取得成效，特别是可能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了这个成果。的确，一年多来，“三去一降一补”都在发力。但是，分析经济改善的真正原因，需要采取谨慎和细致的态度，这样才能对2017年和未来几年的经济局势做出正确判断，并对经济政策做出正确选择。

　　由于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工业部门，所以笔者对工业部门进行更深入分析，看看导致经济改善的主要因素到底是去产能等政策，还是需求端的明显回暖。

　　主要产品的产量最能说明问题。除了煤炭等少数行业外，2016年大部分重要工业行业的产量增速和营收增速都明显快于上年。2017年前两个月的增速继续加快。需要强调的是，在产量增速提高的同时，产品销售率还比去年有所上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工业产品价格上升和企业利润增加，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的增加，而非供给侧产能减少而带来的供求关系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需求回暖也发生在产量和营收下降的煤炭行业，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业。2016年煤炭行业尽管产量降幅接近10%，但实际上从夏天开始，也出现了需求回暖的情况，年度产量大幅下降并不是因为需求有相应降幅，而主要是行政化限产导致的结果。下半年需求回暖而产量受限，使得库存明显下降、价格急剧回升、进口大幅增长。

　　当然，需求端明显回暖主要是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但由于这些行业具有很强的波及效应，所以对整个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这种波及效应到2017年前两个月更加明显。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需求明显回暖，可能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应该与需求侧政策密切相关。

　　如果上述分析结论是成立了，接下来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第一，当前需求侧改善会持续下去吗?第二，坚持数年的“三去一降一补”这些“供给侧改革”会不会根本扭转经济增长对需求侧的依赖?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

　　第一个问题可能不难回答，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抑制性措施，尽管这并不一定会根本改变供求矛盾;汽车市场的热度能否维持下去，还需要观察。目前虽然房地产销售比较畅旺，出口在2017年前两个月有超预期上升，但从趋势来看，没有坚实证据表明需求增速整体上会步入明显和持续提高的轨道。

　　关键是第二个问题。在“供给侧改革”受到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认为供给侧更具关键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把供给侧改革主要理解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更像需求侧政策)，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供给侧的关键意义在于效率提高并由此带来积极的分配效应和需求效应，而“三去一降一补”并不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对第二个问题容易做出肯定性回答，还可能来自于历史经验的启发。因为1998-2000年中国经济局势在表面上与现在类似：全球经济下滑、国内产能过剩、债务压力剧增、企业经营困难，等等。那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今天可称为“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措施：压缩过剩产能，通过核销债务和债转股、上市融资等方式降低企业负债率，对长期困难、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重组和关停破产，对国企进行改制以及卸包袱，通过贴息等政策鼓励企业技改、升级，此外当然还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到2001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改观，并于2002年之后步入高增长阶段。从时间顺序来看，在1998-2000年的“供给侧改革”与2002年之后的高增长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下一节，笔者将分析1998年之后较长一段时期的需求变化，以此来说明事情的真相。需求数据将清晰显示，许多重要行业都出现了产量快速增加和价格连续上升的过程。显然，是需求快速上升，而非产能大量削减和由此带来的供求关系改善、企业利润回升、投资和雇佣增加，带动2002年之后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期。

　　1998年之后：产能大收缩还是需求大膨胀

　　1997年前后，中国许多工业行业陷入或频临全行业亏损状态，一个直接因素就是产能利用率较低而企业负债率较高，此外还有生产集中度低导致过度竞争、技术落后和产品档次低下导致国际竞争力较弱，等等。所以国家决定采取削减产能、减轻债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纺织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行业，国家经贸委等部门从1998年开始，对纺织业实行压锭，决定用3年时间，将全国纺锭数量从4000万锭压缩到3000万锭，也就是说要削减四分之一的产能。

　　纺织业削减产能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1998年和1999年，纺锭数量的确实现了约1000万左右的压缩，不过在2000年又开始回升，仅在1年之后的2002年就猛升到5100万锭，远超压锭前的峰值4200万锭，并且产能扩张势头一直持续了11年，到2010年纺锭数量达到了12000万锭，是实行压锭时的1998年的3倍以上。图1显示了1998-2015年纺锭变化情况。

　　如此长时期产能持续扩张，只能说明是需求出现了持续膨胀。事实上，纺织业的纱产量和布产量在这个时期都有3倍左右的增长，这与产能增长是一致的。纱产量从2000年开始，年度增速就从1999年的5%以下直接跳升到10%以上并一直维持到2010年(2008年金融危机年除外，该年增速只有5%)，这就不能用需求短期波动和补库存来解释了，显然是需求持续快速上升。布产量的情况也类似。图2显示了纱和布产量在十几年里的变化。也就是说，没有需求端的膨胀，企业是不会盲目扩张产能的;反过来，如果需求增长，企业是不会压缩产能的。笔者当时在调研一些纺织企业时就发现，上海国有纺织企业压缩下来的设备，浙江的民营企业就买过来到小城镇形成生产能力，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可以挖掘到性价比较为合适的市场需求。

　　1998年之后实行去产能政策当然不止纺织业这一个行业。今天被列为严重过剩行业的钢铁、煤炭行业以及有色、建材等行业，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被贴上这个标签了。1998年后在上述行业也实施了去产能行动，当时就开展了关闭小高炉、小煤矿、小电解槽、小水泥窑等工作。这些行业在2002年开始约十年时期里也步入了利润快速上升、投资快速增长景气阶段。从这些行业的产量和产能增长来看，显然也是需求大幅上升而非供给大幅收缩，带来了行业繁荣。中国粗钢产量在1998年不到1.2亿吨，估计当时产能在2亿吨以内;2002年开始产量突然加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13年实现8亿吨以上的产量。电解铝产量在1998年只有230万吨，也是从2002年开始产量突然加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15年实现3000万吨以上的产量。图3和图4显示了粗钢和电解铝的产量变化。这两个行业的出口量只占全部产量的很小比例，显然，主要是内需大膨胀导致产量和产能大扩张。不但极少有人预测到钢、铝的国内需求量会膨胀到如此体量，更有不少人指责如此膨胀的国内需求是畸形的、病态的。但是在近两年中国经济明显回调时，国内市场对钢、铝的需求仍然维持在7亿吨、3000万吨左右的高水平，这远远超出了十几年前政府规划。纺织行业也是同样的情况。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产能到底应该听市场的还是应该听“市长”的?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那一段时期，纺织品需求大膨胀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后的外需快速增长，钢铁和电解铝需求大膨胀主要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但即使是电冰箱行业，既不明显受益于加入WTO，也不属于重化工业，而且技术成熟稳定、家庭普及率在当时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同一时期里也经过了很大幅度的产量增长，直至2013年之后又开始下滑，此时的产量已经是十五年前的9倍了。图5显示了电冰箱的产量变化。这个行业的产量和产能大扩张而不是大收缩，在十五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几个典型行业的情况表明，2002年开始的行业大发展、经济高增长，直接带动因素是需求突然爆发并持续约十年，而不是由前几年供给端产能收缩引致的设备利用率提高、利润增长和后续投资增加而推动的。至于当时为什么会有需求大爆发，并不是本文的内容。

　　不按市场规律来处理产能过剩并不适当

　　无论是1998年的去产能，还是2016年以来的去产能，都有国家拿出大量资金对实施企业进行补贴和奖励。这当然会提高企业去产能的积极性。但是，所谓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中，一定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因为同一行业多个企业进行竞争，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准确计算某个时点的市场需求是多少，更不可能准确计算某个型号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多少。考虑到新产能形成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企业适当预留富余产能是非常正常的。即使市场需求出现急剧收缩或者增速显著低于预判，过剩产能也应该由企业自己来决定或由企业间竞争来决定如何处置。

　　的确，在一两年或三四年时间里，某些行业可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且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削减产能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政府只是跟在企业后面发现了产能过剩，而不是政府首先发现或者提前判断了产能过剩。可能会有人争辩：政府掌握全国的情况，当然可以比企业更能判断产能是否过剩。但是，即使政府掌握了供给侧的全局信息，它掌握市场需求变化信息的能力也比不上企业。因此，由政府来判定产能过剩，并不适当。

　　由政府来处理产能过剩，也不适当。在产能出现阶段性严重过剩的行业，总有一些企业要么主动削减产能、要么创新升级，从而使整个行业发生积极变化。纺织行业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图1可以看出，在国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之前的2011年，纺织业就开始自动去产能了，在并没有国家下达指标和给予补助资金的情况下，2012年产能比2011年下降4%以上，2013年比2011年下降约8%以上，而此时电解铝行业还在大增产能。图5显示家电行业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笔者调研过的美的集团(33.390, 0.09, 0.27%)，从2011年开始就基于对市场需求的预判，主动削减产量和产能，两年之后的产品品种从一万种以上降到五千种以下、销售收入下降近20%，但是净利润却节节上升。笔者还调研了很多出口主导的行业，譬如服装鞋帽和玩具等行业，到2015年国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之时，企业自己去产能已经有相当大进展。当然，由民企主导的行业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积极变化，由国企主导的行业则比较难，所以症结还是在国企。

　　非市场化、甚至行政命令式去产能不但违背市场规律，也会侵犯企业合法权利，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容易出现逆淘汰效应。即使在产能阶段性严重过剩行业，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中国钢铁产量在十几年里第一次出现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产量继续增长，其中日照钢铁集团、包钢集团、敬业钢铁公司增长10%以上。这充分说明，政府无法判定哪家企业产能过剩、过剩多少、需削减多少产能。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像纺织这样的行业，国家可以不介入产能管理，但钢铁、有色这些行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重要，如果国家不介入产能管理，沉没成本很高，经济损失很大，而且会严重影响行业技术进步。事实上，纺织行业的总资产到2015年已经超过24000亿，黑色金属行业是64000多亿，有色金属行业是38000亿，可见这些行业的总资产几乎在同一个体量上。而且，中国纺织行业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产品技术，过去十几年里的进步实际上快于钢铁、有色等行业，目前纺织产品越来越多地用于工业乃至国防领域。本世纪以来，纺织行业在产能大扩张的情况下，资产利润率非常稳定地提高，从2%以下上升到目前的9%以上;而同一时期，钢铁行业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纺织业而且极不稳定，本世纪初在2%以下，2006年前后最高也只上升到8%，2015年则降到1%以下。

　　非市场化去产能的实际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一个行业，即使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但并不排除一两年后会遇到10%的需求增长，或者连续两年遇到5%的需求增长。中国仍能保持6%的GDP增速，5%-10%的行业需求增速一点都不离谱。而10%的需求增长就足以使产能利用率从70%左右上升到80%左右，这样一来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极大变化。笔者并不是说未来很多行业的需求会如此增长，而是说供需关系的变化本应该由企业去把握，风险和收益也由企业去承担，这些都是常识。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而靠行政命令下达去产能指标，供求关系变化将令政府猝不及防。2016年煤炭、钢铁等行业的情形正是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该严格管制污染物排放、生态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等行为，并适时提高标准;还应该加大劳工保护力度，维护税负的公平性。通过这些社会性监管和公平竞争环境营造，一些不良不适产能就会退出市场。

　　国企改革和民企准入更有意义

　　始于2002年的约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直接带动因素是需求突然爆发，而不是1998-2000年去产能政策。这样说，并不是要淡化那几年“供给侧改革”的成就。笔者认为，那几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成就，不是去产能，甚至也不是包括债转股在内的去杠杆，而是加速国企改革和放宽民企准入。

　　那几年的国企改革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当时国企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比现在高得多，所以国企改革的巨大进展对整个供给侧增强活力是极为重要的。国企改革在许多行业与去产能行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国企几乎没有市场化的产能调整机制，而民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行业态势变化自动扩产能或去产能。只要国企改革到位了，去产能还是扩产能就不需要政府操心了。就像纺织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国企主导时，是政府挂了号的困难行业，而经过几年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本世纪以来是一个产能、产量、利润率都大幅增长的行业，并且在2011年之后就出现了自行去产能行动。

　　那几年大力放宽民企准入，更是效果显著。许多民企就是在那段时期开始进入钢铁、有色、汽车、造船等重工业领域，而在此之前，重工业领域的大门对民企几乎是关闭的。事实已经证明，民企进入之后，尽管也有一些不规范行为，但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

　　回过头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未来的需求是否还会像2002年之后那样呈现连续高增长局面?这很难做出确切回答。不过，未来若要出现十余年前那样外需和内需日月同辉的壮观景象，是难以想象的。仅从这个角度，也可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粗略判断。

　　在需求大爆发难以重回的情形中，应该可以说，结构性改革越发重要。从学术上来讲，结构性改革或结构性政策的意思就是指总量管理之外的政策措施，与结构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由于总量管理主要体现为需求管理，所以结构性改革自然而然地主要体现在供给侧，一般而言无须赘述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既然结构性改革涵盖了总量管理之外的所有政策措施，它比转轨意义上的体制改革要宽泛得多，但我们绝不要忘记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仍然是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本文对十几年前和现在的分析表明，不管出什么政策、叫什么改革，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用行政性办法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7年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就强调用改革的方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确很有针对性。历史经验也证明，真正的供给侧改革，是力推国企改革、放宽民企准入，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