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箭是中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运动，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石镞，说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弓箭确已出现。

　　据说在金石兼用的夏禹时代，已经出现了紫铜镞，“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于是弓箭又从生产生活工具变成了武器。殷商时代，铜镞基本上代替了石镞，青铜的箭镞又远胜于紫铜的箭镞，十分锋利，在战争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从《考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弓箭在商周时代的迅速发展。周时更将“射”作为“六艺”教育之一，《礼记·内则》说“年十五学射御”，而且还要学习“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它们各有各的意义。白矢是要射透箭靶。参连是发了第一箭后，以后三箭都要连续射出，俗称连珠箭。剡注是箭不可从高而落，而是水平直射，不能形成弧度。襄尺是指射时臂直如箭，肘平而稳。井仪是指四箭射靶要像井字那样有秩。射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男子必须完成射的教育，不能射是失礼和缺少才能的表现。

　　高超的射术，原本是勇气与技巧相结合的技艺。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弓箭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兵器。正是在这样崇尚武力的时代，我们的古人有意将弓箭变成礼乐教化的工具，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射礼就此诞生。顾名思义，射礼是一种射箭的礼仪，它融合了比赛、礼乐和宴饮等内容，用于选拔、竞技、宴宾、致礼等活动。射礼作为周礼之一，也是古代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讲究谦和、礼让，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自省，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引导方式，也是华夏先民特有的寓教于射的娱乐方式。

　　古代的箭靶一般用兽皮制作，以较量射中并射穿为目的的比赛，称为“主皮之射”。孔子对这种光讲究力量的比赛很不以为然，认为它违背了“古之道”。《论语?八佾》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比赛时射手能否射中、射穿靶子，主要取决于射手的体能，不值得看重;更应当注重的是射手的德行和修养。因而，儒家巧妙地抓住了射箭与礼乐的结合点，在保留比射的同时，赋予射箭新的灵魂。

　　射礼按规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大射，是天子、诸侯举办盛大祭祀活动之前所行的射礼;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天子、诸侯待客宴会时举行的射礼;乡射，是举行乡饮酒礼时所行的射礼，用以竞技、选贤等活动。

　　战国时期随着骑兵在战争中的运用，人们还发明了骑射这种射箭方式。所谓骑射即骑在马上射箭。骑在马上射箭，既要掌握身体的平衡，又要有很高超的判断力，因此它对射箭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战国时首先提倡骑射的是赵国的赵武灵王。赵国处在中国的北部，经常受到胡人的进犯。胡人进攻时身穿短衣，人人骑马，轻巧灵活，常常使以战车为主要装备的赵国军队疲于奔命，且屡吃败仗。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赵武灵王果断的要求军人脱掉宽袖大袍和沉重的铠甲，穿上窄袖的短衣，抛弃笨重的战车，直接骑马作战。

　　到了唐宋时期，射箭运动也在民间广为开展，庙会、社火等集会时多有射箭比赛和表演，这种比赛或表演多分为步射和骑射，有固定箭靶也有流动箭靶，甚至在马上以各种不同的动作完成射箭并准确中靶，赢得围观者的欢呼喝彩。

　　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箭镞一类的武器逐渐在战争中降低了它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强身健体和培养意志的基本训练，射箭却一直在历朝的宫廷、军旅乃至民间经久流传。

　　明代那时候还流行一种名为射柳的游戏。所谓射柳，就是用箭射柳枝，这种运动源于中国北部的少娄民族。据《辽史·礼志》载，辽代有在天旱祈雨时射柳的习俗：“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及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而且，在宋朝时，这种射柳的习俗已传入中原。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蜡柳枝。”至明代，仍盛行射柳的游戏。据《明史·礼志》载，明成祖朱要酷爱射柳，经常去东苑观看射柳表演。

　　清朝中叶以前，帝王每年秋季都要在木兰围场射猎，名为木兰秋狝。这实际上也是皇帝检阅军队、联络各方面关系并兼娱乐的一种形式。清中叶以后，火器已经较为发达，弓箭作为冷兵器的意义已经不大，但在秋狝之中却仍然作为骑射竞赛或表演的重要项目，弯弓射箭已经成了习武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