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对企业具有经营决策权，还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义务，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企业高层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一起来看看吧：

　　一、管理者在企业中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各项决策的中心、各项指令发出的中枢，这一指挥棒的方向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因此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确认企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时，必须展示传统法律为贯彻股东本位原则、促使企业管理者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地位和责任做出界定，使企业管理者传统意义上的地位和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对企业管理者地位和责任的传统定位做出调整，增强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促使企业管理者在行使企业决策权时认真权衡和顾及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消极影响并力图提升社会公益。因此，企业的法律观念必须实现全面的更新：企业应被当作是所有利害关系人围绕于权益的获取和保护形成的制度网络或组织体系。当然，作为“法人”或“实体”的企业，又是法律上的主体;而非如传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仅仅是由物质资本的供应者(即股东)为谋取经济利益所组成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力来源于企业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明示的或默示的授予，并非像传统理论所坚持的那样，只是产生于股东的让渡;企业管理者应是企业所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对所有利害关系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地把企业行动的社会效果考虑在内，而不能按传统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将企业管理者只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从而使其严格地在如何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经济效益这一 “底线”上做出决定。

　　二、管理者的人性假设与社会责任

　　对于管理者的人性假设，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即古典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经济学派的“道德人”假设。

　　管理者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管理者具有自利人格，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应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管理者的责任是唯一的，即对股东负责，使股东的财富最大化，除此之外的责任，都会对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当然，古典理论并不反对管理者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但承担责任的行为应能够增加股东的利益。古典经济理论观认为管理者只要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外部效应，而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反而会损害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营效果。

　　“道德人”假设认为管理者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管理者应贡献于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道德人”假设将管理者的责任对象由股东扩展到整个社会，管理者不仅应对经济公平负责，还应对社会公平负责。在道德取向上应该是无私的，管理者对社会的责任应该超越经济和法律上的义务，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观努力。

　　对管理者人性认识的不同，可以推衍出很多管理者道德观念。管理者道德的功利观认为管理者以经济后果决定自己的管理行为是合适的，管理者道德的权力观强调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尊重，管理者道德的公正理论观注重法律规章下的人的平等性，管理者道德的社会契约整合理论强调一般性社会道德契约与具体环境契约的合理融合，管理道德功利观是自立“经济人”假设的合理表述，而其他三种观念则更多的符合“道德人”假设的内在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道德观念，管理者道德观念的前后取向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观念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强度。

　　现实中的管理者往往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体，更符合“复杂人”假设，即管理者的人性不是一维、单向的，既有自利的本性又具有高尚的道德诉求。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实际上是在“经济人”假设和“道德人”假设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而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管理者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管理者把握着企业经营的轨迹，从很大程度上说，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构成企业的核心价值，决定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市场反应。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价值观对他们制定企业的社会政策会造成强烈的影响。相应的，政策的执行也深刻地影响企业作为一个机构对社会应负有的责任。因此，一个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与主管人员对政策的规范性倾向有关。这一政策通过影响组织中行为者对价值观的选择及保留，也能影响企业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回应。

　　在正式的组织中，主管人员的价值观是通过命令链传递到下属人员，由此设定了下属人员决策处理权的范围。当每一层级决策都朝向由更高管理层所制定的源于价值观目标时，管理者个人价值观对企业政策的影响就产生了，进而通过组织中的中介影响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些管理决策和政策的影响只能间接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雇员和代表、经销商、供应商等的行为被利益相关方所感知。这些个人行为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反映出高管的道德情操和个人价值观的呢?

　　首先，高管层的道德将反映在公司所采用的激励和约束制度上(即对雇员的各种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将反映出高管人员的价值观，从而反映出其道德情操。管理人员对这些规则的执行也将强烈反映出其对各种道德议题的价值观。高管层的行为、价值观也会影响企业文化，高管层通过其行为所设立的榜样往往被公司低层人员所采纳、效仿。高层主管人员的下属雇员将倾向于通过社会学习过程来采纳公司及其高管的“道德信条”(Jones&Quinn，1993)。Trevino等学者的研究证据显示，组织的道德指引在个人道德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各种激励能积极地影响道德决策。Jone指出，语言在个人道德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人们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来“感知”其所处的环境的，组织专用词汇中现有可用的道德(或非道德)的语言将引导个人沿着各种道德(或非道德)的路线制定决策。带有非道德倾向的企业将增强雇员的非道德主义的倾向，而带有道德倾向的企业将培养雇员的道德倾向。因此，管理者个人价值观通过正式、非正式规则及企业的组织机制反映在企业的各个方面，影响企业的行为，影响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其次，管理层价值观、道德的影响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主要体现在雇员个人的自我逆选择的过程。即道德感强的人将倾向于离开或回避道德感弱的、与管理者价值观相悖的企业。根据意象理论，这样的员工将发现企业的价值与其自身的价值形象不相容。类似的，非道德主义者的价值形象将与有道德的企业的价值不相容。此外，非道德主义者也将倾向离开道德的企业，因为具有道德的企业的规范和激励机制使得他们的非道德主义行为难以获利。同时，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企业也倾向于要么回避这种非道德主义的个人，要么开除他们，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从而在经济上损害企业的利益。因而，企业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将会影响企业文化，将吸引同质价值观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将间接影响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的社会行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此外，在公司层级制度中处于相邻级别的内部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关系中，由于频繁的相互接触，他们之间的举止和信誉的检验将是经常性的。因此，公司雇员的道德情操将为那些关系紧密的人熟知。同样的，对于直接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如供应商和消费者)来往的员工，其道德情操也将为人所知，这些道德情操除了来自其他雇员的信号函数外，也是外部信号(如投诉和诉讼)的函数。因此，道德情操与公司高管的价值观不相容的个人将倾向于回避、离开或被开除出企业。由此，公司将在道德方面趋向于形成一种相对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因此，即使企业在道德议题方面的行为不是其高管道德的一种简单的延伸，企业也将由那些道德情操与高管层的价值观相吻合的雇员所构成。因而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企业组织等各个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企业的高管从理论角度而言也是利益相关方，但他们的主要角色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企业的一个签约方，同其他利益相关方签订契约，他们在利益相关方模型中处于中心位置。为此，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从长远利益考虑，企业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企业良好的形象，因为公众的消费偏好可能融入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为使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管理者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个体人和整体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四、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

　　如果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道德底线，不惜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一些内部成本外部化、社会化，以损害社会、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必将受到严重的动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管理者既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同时也是联接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枢纽，因而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倡、鼓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也应将对管理者的道德情操作为选聘、晋升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设计有利于价值观扩张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设计和信息系统是在企业文化中强化价值观扩张的重要方法。Halal的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对于垂直型结构，较为扁平的结构能够更好地传递与价值观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