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也即1896年，上海的一座茶楼里就放映了“西洋影戏”。国人最初把电影称之为“影戏”，是因为中国民间灯影戏(也称皮影戏)利用光影制造画面的原理与现代电影十分相似。早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用灯光将影像投影在布帐上的方法，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娱乐方式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在不同省份都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地方传统。1767年中国的灯影戏传入法国，1776年，又传入英国伦敦，时至今日，在巴黎电影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博物馆中，还可以见到中国灯影戏某些装置的陈列物。不少电影史学家甚至认为，电影是受中国灯影戏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

　　世道轮回，最初到中国放电影发洋财的多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不过没过多久，中国留学生林祝三便于1903年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的天乐茶园，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放映电影的历史。到了1905年，中国人又自己拍摄出了一部名为《定军山》的电影。这部影片为戏曲纪录片，由当时的京剧名角谭鑫培和北京丰泰照相馆联合摄制而成(这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往事，在《西洋景》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十分大胆的演绎)。8年后，郑正秋和张石川在上海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过了9年，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和第一所电影学校问世，及至1931年春，中国又有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最早的影片摄制公司(上海“亚细亚”，创办于1909年;香港“华美”，创办于1913年)最初是由美国人投资兴办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导演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其间拍摄的《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亚细亚影戏公司倒闭两年后，曾任亚细亚顾问的张石川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从而开创了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先河。1922年，张石川和他的老搭档郑正秋等人联合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以一部《孤儿救祖记》开创了中国自有电影以来的最高卖座记录。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电影从业者和中国商人，据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新开设的制片公司约有170多家。在新开设的制片公司中，上海的公司占了八成以上。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业的重镇，其原因并不难理解，上海在二十年代末，即已飙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上海小市民的自命不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黄金时代，这其间既有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娱乐片(如武侠片、古装片等)，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到了1931年日本人入侵东北之后，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也多了起来，电影从摄影棚中走出来，承担起唤起民族精神的时代任务。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是和一个民族沧桑的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中国导演按照时代的进程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以活跃于一二十年代的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为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默片时代)。第二代，以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蔡楚声、ffice:smarttags" /> 第三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如《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一类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如《白毛女》、《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一类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如《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等。尽管这些影片全都符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十年文革(1966-1976年)期间还是难逃厄运。不过，它们已经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对它们怀有某种别样的亲切。

　　第四代导演指文化大革命前、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9年之后开始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他们热衷于讲述的是“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其典型者如《巴山夜雨》(腾文骥)，《小花》(黄健中)，彷佛是要以此祭奠他们在文革中失落的青春。

　　这群受苦受难的老大学生方在喘息未定之际，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便已像1978年后的改革大潮一般滔滔而来。这批后起之秀在文革期间是失学的中学生，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后开始投入创作，随即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中坚。他们是中国电影长期与世隔绝之后首次在国际上捧回奖杯的幸运儿，他们执导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探索片”均以对历史文化的凝重反省和对画面和空间的形式追求见长。

　　当他们在80年代后期相继融入主流社会后，又有所谓第六代导演出现，他们拍摄的影片被称作“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近年来颇受国际舆论界关注。自第六代起，代际划分的意义基本上趋于消失，没有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艺术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很自然地便超过了群体的共性。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娱乐片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同，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事实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认可。1993年以降，伴随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16个电影制片厂(国营企业)之外各种名目的官营、民营电影公司纷纷问世，其中以中国第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制片机构“紫禁城公司”为佼佼者。该公司于1998年暑假推出的影片《红色恋人》在北京地区掀动了一阵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浪潮，继之推出由冯小刚执导的贺岁片《甲方乙方》(1998年)和《不见不散》(1999年)，形成贺岁片年年有的新时尚。继1996年实行省级电影制片厂独立出品电影后，1998年又实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民营制片公司逐渐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目前中国最为红火的民营电影公司为“华谊太合”公司，本次参展影片《一声叹息》和《刮痧》即出自其麾下。《刮痧》的外景地设在美国，有媒体评论说：“人们一直认为国产电影很难模仿好莱坞影片，模仿的结果通常是不伦不类，但郑晓龙的《刮痧》绝对是好莱坞风格化的一部优秀国产片。”好莱坞意味着高票房收入，同时也意味着电影制作上的好看。也许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部电影的好坏只有一条，那就是好看还是不好看，看得下去还是看不下去。

　　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也即1896年，上海的一座茶楼里就放映了“西洋影戏”。国人最初把电影称之为“影戏”，是因为中国民间灯影戏(也称皮影戏)利用光影制造画面的原理与现代电影十分相似。早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用灯光将影像投影在布帐上的方法，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娱乐方式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在不同省份都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地方传统。1767年中国的灯影戏传入法国，1776年，又传入英国伦敦，时至今日，在巴黎电影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博物馆中，还可以见到中国灯影戏某些装置的陈列物。不少电影史学家甚至认为，电影是受中国灯影戏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

　　世道轮回，最初到中国放电影发洋财的多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不过没过多久，中国留学生林祝三便于1903年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的天乐茶园，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放映电影的历史。到了1905年，中国人又自己拍摄出了一部名为《定军山》的电影。这部影片为戏曲纪录片，由当时的京剧名角谭鑫培和北京丰泰照相馆联合摄制而成(这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往事，在《西洋景》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十分大胆的演绎)。8年后，郑正秋和张石川在上海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过了9年，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和第一所电影学校问世，及至1931年春，中国又有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中国最早的影片摄制公司(上海“亚细亚”，创办于1909年;香港“华美”，创办于1913年)最初是由美国人投资兴办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导演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其间拍摄的《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亚细亚影戏公司倒闭两年后，曾任亚细亚顾问的张石川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从而开创了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先河。1922年，张石川和他的老搭档郑正秋等人联合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以一部《孤儿救祖记》开创了中国自有电影以来的最高卖座记录。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电影从业者和中国商人，据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新开设的制片公司约有170多家。在新开设的制片公司中，上海的公司占了八成以上。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业的重镇，其原因并不难理解，上海在二十年代末，即已飙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上海小市民的自命不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黄金时代，这其间既有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娱乐片(如武侠片、古装片等)，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到了1931年日本人入侵东北之后，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也多了起来，电影从摄影棚中走出来，承担起唤起民族精神的时代任务。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是和一个民族沧桑的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中国导演按照时代的进程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以活跃于一二十年代的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为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默片时代)。第二代，以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蔡楚声、郑君里、费穆等为代表(蔡、郑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此次影展参展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声编导)、《乌鸦与麻雀》(郑君里编导)即出自他们之手。第三代，以活跃于“新中国”前十七年(1949-1966年)的谢铁骊、崔嵬、谢晋等为代表。第四代，以吴天明、张暖忻、黄蜀芹等为代表。第五代，以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为代表。

　　第三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如《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一类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如《白毛女》、《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一类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如《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等。尽管这些影片全都符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十年文革(1966-1976年)期间还是难逃厄运。不过，它们已经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对它们怀有某种别样的亲切。

　　第四代导演指文化大革命前、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9年之后开始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他们热衷于讲述的是“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其典型者如《巴山夜雨》(腾文骥)，《小花》(黄健中)，彷佛是要以此祭奠他们在文革中失落的青春。

　　这群受苦受难的老大学生方在喘息未定之际，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便已像1978年后的改革大潮一般滔滔而来。这批后起之秀在文革期间是失学的中学生，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后开始投入创作，随即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中坚。他们是中国电影长期与世隔绝之后首次在国际上捧回奖杯的幸运儿，他们执导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探索片”均以对历史文化的凝重反省和对画面和空间的形式追求见长。

　　当他们在80年代后期相继融入主流社会后，又有所谓第六代导演出现，他们拍摄的影片被称作“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近年来颇受国际舆论界关注。自第六代起，代际划分的意义基本上趋于消失，没有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艺术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很自然地便超过了群体的共性。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娱乐片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同，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事实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认可。1993年以降，伴随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16个电影制片厂(国营企业)之外各种名目的官营、民营电影公司纷纷问世，其中以中国第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制片机构“紫禁城公司”为佼佼者。该公司于1998年暑假推出的影片《红色恋人》在北京地区掀动了一阵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浪潮，继之推出由冯小刚执导的贺岁片《甲方乙方》(1998年)和《不见不散》(1999年)，形成贺岁片年年有的新时尚。继1996年实行省级电影制片厂独立出品电影后，1998年又实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民营制片公司逐渐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目前中国最为红火的民营电影公司为“华谊太合”公司，本次参展影片《一声叹息》和《刮痧》即出自其麾下。《刮痧》的外景地设在美国，有媒体评论说：“人们一直认为国产电影很难模仿好莱坞影片，模仿的结果通常是不伦不类，但郑晓龙的《刮痧》绝对是好莱坞风格化的一部优秀国产片。”好莱坞意味着高票房收入，同时也意味着电影制作上的好看。也许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部电影的好坏只有一条，那就是好看还是不好看，看得下去还是看不下去。